孙可望，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部大西军主要将领，南明永历政权权臣，封秦王。原名孙可旺，字茂堂、号莲山。生年不详，陕西延长县人。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陕北定边起义，出身贫苦的孙可望参加义孙军，被张献忠收为养子，改姓张。成年后，勇敢、狡奸，每遇敌，他率部下沉着应变，被军中呼为“一堵墙”。因为他识字，又机灵，很受张献忠可器重，为张献忠四个养子中之长子。

　　明天启与崇祯年间（1621—1644年），陕西几乎连年遭受极为罕见的旱情。百姓饥荒、流寇肆掠，朝廷不予安抚反而以助民剿贼等名义催饷逼望税。本就贫瘠的陕北的农民被逼到了死亡边缘，纷纷揭竿而起。崇祯元年（1628年），府谷的王嘉胤、汉南的王大梁、安塞的高迎祥、延川的王和尚等组织灾众武力对抗朝廷，陆续暴发农民起义。崇祯二年（1629年），米脂的李自成；三年（1630年），定边的张献忠发动的起义更让农民起义的战争燃遍北方大地。是时，张献忠在其家乡十八寨号众暴动，自封“八大王”，其养子个个能征善战，尤其是孙可望更是智高谋巧、骁勇异常，极有战争天赋。为张献忠出陕西、入河南、攻安徽、闯湖北、下湖南、挠11两广、占重庆、定四川立下汗马功劳。孙可望不但作战勇猛，而且对其养父可谓肝胆忠心，数次救父脱险，深获张献忠喜爱与信任。张献忠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一月在成都称帝，四养子均受封，孙可望获平东将军兼监军，为大西军最高军事指挥官。

　　清顺治三年（1646年）十二月，张献忠受清军突袭又遭叛将刘进忠指认，被杀于川东北西充凤凰山。孙可望众等埋葬好张献忠尸体后，旋即率部突围沿江东退，顺势进击据守重庆的南明总兵曾英部，曾英溺水亡，攻陷重庆。张献忠战死，既是养子之首，又是部队最高指挥者的孙可望接替大西军领导权。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大西军集结于瀑江进行整训，孙可望制定了一系列整饬措施，令“自今非斗不得杀人”。此时清军豪格部已悄然逼近，孙可望即刻率大西军南撤。由于大西军官兵军纪明、秋毫无犯，百姓无惧反而出迎，顺利占领遵义。孙可望继续南下抢攻乌江，守江官兵不战而退，大西军兵临贵阳城下。贵州布政使张摧率官兵据守抵抗，城破被杀，按察使唐勋等退往定番州（今惠水）组兵抵抗。大西军艾能奇部追击到城下，诈死诱敌出城，反攻破城。艾能奇班师返阳，兵至桐木岭，箭伤毒发而死。清军因战线过长、兵饷粮秣不足，见费州又是蛮荒之地，无甚可取，豪格率军返京，大西军因此得以厉兵秣马，保存实力，拓土扩营。孙可望及李定国等养子，复原姓不再姓张，孙可望成为大西军的决策者。

　　清军虽然已撤兵，孙可望等却不敢冒然进兵云南。一是因为镇守云南黔国公沐天波等明朝旧臣早调重兵住防于滇东一线以阻大西军人滇；二是云南境内少数民族繁多，土司等地方势力较大并且勇蛮强悍不易征服。土流合兵以抗，大西军未必能胜。孙可望遂商定将大本营设在贵州。后滇南土司沙定洲与黔国公沐天波等发生激战，云南形势一片混乱，云南都督龙在田即往贵阳，愿与孙可望里应外合，一举攻占云南。孙可望遂于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初发兵，兵不血刃顺利进入云南，连续攻占平彝（今富源县）、交水（沾益）、曲靖。沐天波回援已于事无补，大西军又由所凉、宜良一路攻到昆明，欲趁势平定云南。八月，孙可望率兵出击沐天波，活捉前明云南副使杨畏知，一举剪灭最后的一支前明武装，并与杨畏知达成不滥杀、不焚淫、不侵掠，准许沐天波返回昆明，共同扶明抗清等协约。是年秋，除沙定洲控制的阿迷州、蒙自等地区以及不肯完全就服的东川府几位土司外，孙可望平定了云南绝大部分地区。顺治六年（1649年），沙定洲出降被斩，至此云南平定。孙可望将云南作为自己稳固的大后方，遂与前明遗臣提出“共扶明主、恢复江山、联合抗清”的政治主张。同时，采取提高部队战斗力、壮大力量、严束军纪、安抚军属、扩编军队、创建象队，短短时间内军队已达20万之众。孙可望还建置封王，设礼、兵、工、户、学院、锦衣卫六部并开科取士。大西军尊重当地少数民族信仰与风俗习惯，采取土官制土的措施，让其依旧掌控他们熟知的辖区。为增加财政收入，稳定币制，将四月初入滇时铸造的“大顺通宝”改铸为“兴朝通宝”。严惩贪污，不准军队参与贸易。兴修水利、开矿垦田、掘井炼盐、组织生产。“百姓丰足”，“民兵安乐如初”。孙可望的这一系列适宜有效的措施，使大西军至少是形式上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顾可诚亦认为，孙可望在云南“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

　　先是，云南平定后，大西军内部、大西军与明朝遗臣等几种阵营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从而导致了大西军的分裂。首先是李定国与孙可望之间矛盾激化，从此以前的兄弟不再亲近，李定国暂时屈尊行事。顺治四年（1647年）十月，前明贵州总兵皮熊、釜江伯王祥等收复遵义与贵阳，巡抚范圹主政贵阳。孙可望得知贵阳为明臣收复，侍机报复。顺治六年（1649年），孙可望派刘文秀由云南出贵州进攻川、湘两省，以拓展势力范围。当刘文秀与清军交战正欢时，清廷则派另一部大军趁机进击永历政权所据两广地区。顺治七年（1650年），孙可望又派李定国、白文选铲除大西军在贵州的敌对势力。李定国在龙里与范、皮熊等达成不再扰民，携手抗清盟约，而王祥坚决抵抗不结盟，在乌江与大西军交战时兵败自杀。时永历皇帝已退避广西南宁，南明政权辖区极速缩小，在众臣建议下，极不情愿地答应与大西军联合抗清，并盼孙可望救援保驾。于是接受四川巡按钱邦芑提议满足孙可望提请封王的要求，以此笼络孙可望。此前杨畏知曾向孙可望提出“若得永历封王，则可名正言顺扶明抗清”，但南明内阁诸大臣坚决不同意，故钱邦芑有此一说。时任兵部尚书堵胤锡阳听此事大急，认为此事朝廷操之过急，当即上奏：如果封孙可望为公而非其请封为王，受封则罢，若不受封定成一大劲敌，朝廷危矣。朝仍然不与封王，派杨畏知到云南封孙可望为公。住守南宁的陈邦傅大急怯战，为保自身处境，竟与广西洒城州胡执恭密谋策划，出假诏封孙可望为秦王，赶至云南颁诏。胡执恭先到昆明，孙可望城外迎诏。杨畏知后到，亦自作主张，假诏封孙可望为辽平王。孙可望一头雾水，以为得永历皇帝厚爱。问及缘由，才知两处均为“伪诏”，永历朝廷所封实为景国公。随即大怒，把杨、胡二人关人牢狱。八月，孙可望再次遣人请封秦王未果。永历皇帝在清军大举威逼之下，勉强同意封孙可望为“翼王”，并派翰林编修刘筐到昆明颁诏，孙可望拒不受封。经李定国劝阻，孙可望第三次再请封秦王。

　　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清军由柳州出兵南宁。情况危急，形势对孙可望也极为不利。于是孙可望派贺九仪、张胜、张明志等率兵5000千，以迎圣驾为名，逼迫永历皇帝封其秦王。贺九仪等抵达南宁，杀阻碍封王的严起恒、杨鼎和、刘尧珍、吴霖等官员。受到严重威胁的永历皇帝，被迫正式封孙可望为秦王，赐名朝宗，铸印制册，让贺九仪带回昆明。杨畏知深恶反感孙可望行为，留任永历东阁大学士。孙可望得秦王封号，遂奉南明为正朔。十一月，清军逼近南宁，永历皇帝离开南宁欲往云南。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到达云南广南府。孙可望遣使迎永历皇帝至贵州由原安隆千户改建的安龙府，南明永历政权暂时有所安定。是时，几股势力汇集云贵，只因一致应对清廷，内部矛盾自然隐而不宣。大西军中李定国、刘文秀均手握重兵，心胸坦荡、口碑甚好，且有倾明之态，大有复明之心；而孙可望扶明则是出于时局之虑，且另有他图。孙可望与李定国在平定滇乱时政见就已不合，矛盾日益加深。孙可望随着权位不断抬升，私心也越发膨胀。孙可望见李、刘心已不齐，更担心两人投向南明。故欲以“扶明抗清”之名，派李、刘二人带兵出征，让他们在战争中消亡。

　　二月，孙可望即派刘文秀率部入川出击清军，收复失地。四月，又派李定国率部入湘阻击住湘清军。刘文秀失利，孙可望趁机削其兵权，分解其部队。李定国获湘桂大捷，连歼二名清廷王爵，孙可望不得已而封其为西宁郡王，但其除去李定国的想法更深，仇忌之念已生。顺治十年（1653年）初，孙可望欲借在武冈召开紧急会议之名除掉李定国。李定国正行至渡时，收到刘文秀之子派人送来的消息，才得以逃脱。至此孙可望与李定国彻底决裂。大西军多数士兵对孙可望借口撤去军功卓著的刘文秀兵权已生不满，又见他设计谋杀有功无过的李定国更是愤慨不已。孙可望这孙种绝情于兄弟、忌杀于将帅的极端变态行为为自己理下了恶果，从而导致众叛亲离以及迅速的覆灭。

　　顺治十一年（1654年），李定国攻打广东兵败，退往广西。孙可望为己私欲，增兵堵守广西入云贵之重要关隘，以防李定国入内。时住安龙的永历皇帝见孙可望对待兄弟和战友的手段如此卑劣与残忍，亦不愿久受孙可望钳制，即与东阁大学士吴贞毓等密议，准备让李定国回安龙护送永历去云南。密泄，孙可望极刑烤问吴贞毓等人，诸臣拒不供认是永历皇帝之意。三月，孙可望即以“欺君误国”之名处死了参与密谋的十八位南明大臣，并弃尸于市。后十八位大臣遗体合葬于安龙城北马场，即今存之十八先生墓。是年，孙可望见云贵局面已趋于稳定，趁永历还在自己的掌控中，即想篡位谋逆。先是在昆明，但未达成。遂派人在贵阳修筑宫殿，欲将贵阳定为其执政中心。十二年（1655年）二月，孙可望建成太庙，供奉朱元璋、张献忠与其祖父。十三年（1656年）春，派火器营都督同知高恩修缮年久失修的来凤阁（甲秀楼），五月竣工。当孙可望登阁眺望时突然发现邻近的武候祠更适合建成寺院，于是高恩着手搬迁，将原址改建为观音寺。期间，永历皇帝为完全摆脱孙可望的掌控，收买孙的部下张虎刺杀孙，张却将永历所嘱全盘托出，还包括永历密召李定国护驾移滇的口谕。孙不敢息慢当即出兵讨伐李定国，不让永历落入他手。李定国挫到永历护驾密令，离开南宁，欲密至安龙。孙可望责令白文选务必抢在李定国之前将永历帝接到贵阳。但白文选却找种种借口拖延时间，待李定国赶到，两人一起艰辛地护送永历到昆明，永历皇帝为抗清计，力劝孙、李两人和好，孙当然不听。十四年（1657年）八月，孙可望调兵10万出兵南，任白文选为征逆招讨大将军兼先锋，进攻李定国部，自己率大部后进。两军于交水（今沾益）遭遇，白文选临阵倒戈。孙可望自率部抢渡南盘江，而属将马维新等却纷纷率部投向李定国。刘文秀率兵追杀，孙可望大败，仅率300余人仓皇逃入贵阳，急令守将冯双礼带兵固守威清门以防李部攻入，自己出城再逃。孙可望带着亲兵东行镇远，于十月到达长沙，遂投奔洪承畴，清廷当即封其为“义王”。

　　顺治十七年（1660年），孙可望死去。其死因有“病死”“被清军射死”等几种不同说法。

　　孙可望投清后，大西军在李军国带领下在云南坚持抗清运动，顺治十六年（1659年），李定国护送永历皇帝出逃缅甸瓦城。十八年（1661年）十二月初，吴三桂俘获永历皇帝返回昆明。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二十五日，吴三桂用弓弦勒死永历皇帝于昆明北门外。同年六月二十七日，李定国在猛腊得知永历死讯不久，泣悲而死，死前叮嘱儿子李嗣兴“宁死荒徽，无降也！（资料整理自《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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